作者：贺越明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个与中统、军统鼎足而三的情报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但成立较晚，为期也短，又专事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承担办案、缉捕、侦讯等任务，一直鲜为人知，更不像中统、军统那样令人闻之色变。
与中统、军统尤其不同的是，该所在各地以至海外设点建站，触角广泛，但搜集情报不以中共及其抗日根据地为目标。不仅如此，其职员中还有不少“红色特工”，就人数而言，所占比重不小。他们的身影，不时闪现在有关该所的回忆文字中，留下不少值得钩沉、汇集的事迹。
获荐入职的中共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关系骤然紧张。此前曾向张学良、蒋介石提出日军蠢蠢欲动警讯的王芃生受到重视，更多地参与政府外交事务。蒋介石鉴于中日冲突无法避免，而现有的党务、军事系统情报机构对日情报力量薄弱，遂于1936年11月指定时任驻日大使馆参事王芃生筹组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任命为主任。11月28日，王芃生启程返国述职。
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王芃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王芃生辞去外交官之职，全力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获任交通部次长，出访东南亚各国，考察战时跨境交通运输环境，並在各地设置情报网点。这时，军事学家蒋百里奉命偕意大利罗马大学经济系主任史丹法尼出访德国、意大利，以期分化德日、意日关系。有位教授向他推荐一个名叫徐明诚的人做助手，但他已有随行人员。王芃生到香港时，恰逢蒋百里也在，二人都是《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作者，同属对日主战派，时有交往，彼此信任。得知王芃生正在物色人才，蒋百里当即向他转荐新结识的徐明诚。于是，徐明诚获任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港情报员。
徐明诚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1928年12月在上海和一批党员被捕，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法院院长何世桢以司法独立为据，拒绝国民党市党部将“共党嫌犯”引渡市警察局的要求，从宽处理释放二十七人，其中包括任弼时和徐明诚，而何正是徐就读的私立持志大学创办人和校长。徐明诚被介绍给王芃生时，正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从事情报活动，其妻潘丽华是宜兴县首位女共产党员，曾参加1927年11月无锡、宜兴、江阴农民暴动。
此后，潘汉年从陕北到香港，参与领导情报工作，接着获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并组建华南情报局，徐明诚、潘丽华改属该局。潘丽华是潘梓年、潘有年（潘菽）的胞妹，亦即潘汉年的堂妹。据她晚年透露，王芃生一开始就知道徐明诚的政治身份，但他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凡是学有所长的适用人才，都不拘党派，兼收并蓄。
作为军委会辖下情报机构的外勤人员，徐明诚一旦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既报送重庆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交给香港的华南情报局，转报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情报来自1941年10月下旬，徐明诚在九龙街上偶遇何世桢，获知韩国人申献民有日本高层决定南进扩大战争的信息，随后与对方三度晤谈确认属实，马上分别报送潘汉年和王芃生，使双方都迅即上报高层，预先知晓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部署和计划，及时应对抗日战争中期这一重大变局。
果然，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大举进攻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翌年初香港彻底沦陷后，徐明诚先撤到大后方桂林，又奉派至国军第三战区所辖的浙江省淳安建立办事处及电台。他按党组织指示，把从上海日伪特务机关营救出狱的一位资深报务员，用李静安的化名安插该处，变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务员。后来，办事处随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移往江西省铅山，继续搜集日占区的情报，李静安通过电台同时向延安发送。
徐明诚行事谨慎，屡有佳绩，既获取第三战区上将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赏识，当过军令部驻东南（上饶）办事处负责人，也赢得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王芃生的信任，抗战后期出任该所沪杭区组少将主任。该组成员余守中、潘彼得和李静安均为潘汉年系统的秘密党员，而李静安（后化名李白）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据日本前中支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回忆，1944年秋天应日本政界停战谋和派的要求，徐明诚在何世桢牵线安排下，代表重庆国民政府在上海与日本前总理大臣近卫文麿的胞弟水谷川忠麿面谈，向日方提出停战的三项前提条件（《今井武夫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209-210页）。
此时，这位“红色特工”又成功地担当对日放话的前台角色。在这前后，他还联系所外的情报下线，包括王绍鏊、吴仲禧和毛啸岑等人，直至南京、上海解放，各有不凡经历和惊险故事。其中的吴仲禧，曾以同乡、同学关系影响和争取国防部史料局长吴石中将，在获取重要军事情报上得到帮助。
王芃生与夫人合影
主任交往的神秘族弟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际问题研究所随政府从南京西迁汉口。一天，王芃生与胞弟王大千、族弟王大彤和王亚文聚谈。他若有所思地向王亚文确认是否族中某人之子，随后询问：“你们那里大革命时期有个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出走外面多年，还活着吗？”王亚文不动声色地回答：“那个参加共产党的族中兄弟，人家传说早就死了。”王芃生说道：“现在不又是国共合作吗？如果没有死，可以找回来……”（王亚文《回忆王芃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载陈尔靖编《王芃生与台湾抗日志士》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1页）殊不知，他打听的那个曾被通缉的共产党人，正是坐在对面告知他“早就死了”的王亚文本人。
王亚文本名王大安，比本名王大桢的王芃生小十余岁。中学时，他和左权、宋时轮等同学组成社会问题研究社，创办《前进》周刊，学习和传播进步思想。1923年，他参加李立三、刘少奇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1924年加入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随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他在东征、北伐中作战勇敢，被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称为敢打敢拼的“小钢炮”。后来，他回乡随滕代远开展农运并建立革命武装，投入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又奉派从事工运和学运，就读朝阳大学、北京大学並组织抗日示威活动。
王亚文曾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指导研究员
1938年，王亚文受命到汉接受新的任务，才有机缘与从久闻大名的王芃生相见。那天聚谈结束时，他将随身携带的一本杂志递给王芃生，上面刊有他翻译的阐述日本必败的时事评论。王芃生收下杂志，让他过三五天后再来。第二次见面时，王芃生征询他愿否到菲律宾以开店为掩护，从事对日情报活动，他没有当场表态。
过后，王亚文去八路军办事处报告叶剑英参谋长，恰好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也在。他们听他讲完与王芃生交谈的内容，判断王芃生让他去菲律宾的可能性不大，因其为人仔细、谨慎，虽然他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员，但王芃生还是会有想法；王芃生不反对共产党，但不会马上派他去菲律宾；王芃生很爱才，不一定会放弃他，可以听其以后怎么说。他们要求王亚文积极做好王芃生的工作，使他靠近中共。
后来，王亚文再去见王芃生，他果然不再提及去菲律宾之事，只说要翻译的英文文章很多，会不时送一些给王亚文，译好后再派人去取，报酬从优。
王亚文很快被派回湖南参与建立临时省委、省军委和长沙临时市委，后奉命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四年级插班入读，领导该校党支部和联络进步教授。1939年6月毕业时，他获得中共南方局通知赶赴重庆。见到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他才知道，因其舅舅陶广、族兄王芃生、同乡程潜、刘斐和李明灏等人身居高位或手握军权，组织上要求他利用有利条件开展情报、统战工作。
隔日，王亚文去找王芃生商谈求职一事。几天后，他通过国际问题研究所入职考试，获任中校编译员。从此，他常与王芃生交流，既了解最新获取的日伪情报及相关分析，也转述中共关于抗战形势的见解和策略。时间一久，王芃生自然明白这位族弟的真正身份。恰如王亚文自述，他是“中共与王芃生半公开的联系人”。
后来，深得王芃生信任的王亚文，升任少将指导研究员。凭借这个身份，他不仅可以接触所里的各种情报资料，还在陪都的将领、高官宅邸进出自如，得以获悉不少军政内幕。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多人北移途经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埋伏的国军重兵围攻。周恩来闻讯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董必武急召王亚文布置任务，要求了解更多内情。一连几天，他四处探听皖南事变真相。16日下午，他和符昭骞同访国军副参谋总长程潜，交谈时蒋介石打来电话，程潜接听后说是让他去开会，次日要宣布新四军叛乱并取消该军番号。王亚文随即托词告辞，赶去报告周恩来、董必武，他们根据这一新的信息商讨对策，从舆论上先行揭露和反击对方的图谋。
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抗战胜利后的国事，在中共高层引发此举是否鸿门宴的担忧。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王若飞布置王亚文设法摸清蒋介石的意图，以便评估毛泽东到渝有无风险。王亚文面晤几位高官都不得要领，想起重庆卫戍副司令刘戡是同乡友人，身负治安、保卫职责，就找借口临时住进刘宅，方便探知内情。
一天，刘戡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命他和唐纵商量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还说如果出差错就拿他们二人是问。王亚文借机离去，向王若飞面告听到的这个情况，以供中央决策参考。这位“红色特工”在紧要关头，借助特殊关系获得关键信息，立下奇功。
荣膺勋章的特殊人士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红色特工”远不止一二人，有的和王亚文一样受南方局直接领导。日本留学归来著书立说的李剑华，正是王芃生需求的人才，1939年也为该所工作。这年4月，王芃生派他到已经沦陷的宜昌搜集情报，他和妻子胡绣枫通过联系人陈家康向周恩来请示是否接受指派，征得同意后联袂前往，至第二年9月才回重庆。
与此同时，组织上拟派胡绣枫潜入上海，凭借与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和妻子叶吉卿的旧谊对其策反，但因她随李剑华同赴宜昌而无法抽身，只得改派同为地下党员的胡寿楣之姐、已在文坛成名的作家关露承担这项特殊使命。
李剑华和胡绣枫奉国研所指派搜集情报
曾任该所第二组（国际组）组长的袁孟超晚年回忆，他于1939年春在重庆与王芃生偶识，相谈投契。过后，王芃生托人邀他加入。袁孟超原名袁家镛，1924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求学时参加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返国后，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年6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关押至11月获保释，从此失去组织关系。
与王芃生相识时，他在主编《中苏文化》半月刊，和几位中共党员时有联系。他受邀进所时，带入由《新蜀报》主笔、中共党员漆鲁愚推荐的于绍文。袁孟超负责的第二股后扩展成第二组，下设两个科，当第二科（南洋科）科长潘世宪调任第一组（敌伪组）副组长时，于绍文接任科长，而他正是中共地方党组织一员。
第二组第一科（欧美科）科长简伯邨尚未加入中共，而好友梁蔼然时任兵役部长鹿钟麟的机要秘书，却是中共秘密党员。梁蔼然与他来往频密,每周见面，总会打听该所上报的情报内容。虽然梁蔼然从未向他披露政治身份，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尽量满足好友的要求。
国际问题研究所除向蒋介石的侍从室呈送重要情报外，也向少数党政要人提供《情报摘要》《研究报告》《参考资料》和《欧战要报》。1942年初，梁蔼然看到简伯邨手边的《研究报告》和《欧战要报》，提出各要一份。简伯邨顾及这些内刊经他之手流出不妥，建议梁蔼然以鹿钟麟的名义致函王芃生索取，由他转交以便从中说项。结果，王芃生不仅同意，还关照他向鹿钟麟致意。此后，梁蔼然定期收到情报资料，实际上鹿钟麟并未看过，因为都被送去八路军办事处（简伯邨《怀念王芃生及国际问题研究所》政协株洲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8月第一版第132-134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芃生于1945年12月30日用签、章并钤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关防，以“宇字第606号报告”呈报《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请勋名册》，所报人员均于翌年5月9日获颁胜利勋章。据知情人指出，名册所列三十八位内勤、外勤中，至少有八人是“红色特工”。他们是：研究专员吴戢光、沪杭区主任徐明诚、上海特组主任张锡钧、电台工程师李绳铭、情报员倪德光、联络员黄英、联络员张锡祺、秘书主任谢南光。个别人虽非中共党员，但思想左倾，心向中共。若计入不在请勋名册上的该所其他秘密党员和进步职员，“红色特工”会是一串更长的名字。
这份《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请勋名册》内藏玄机
令人最感蹊跷的是名册上的吴戢光，因这名字从未在有关该所的回忆、纪念文章里出现，而名册对他的介绍是：“军简二阶、研究专员，42岁，湖南新化人。该员自二十六年（民国纪年——引者注）参加工作迄今已逾八载，工作努力，成绩优异。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及作战计划之预先获得，尤为该员具体之成绩也……”
不过，汪毅夫先生的《请勋名册里的台胞抗日勋绩》一文有注：吴戢光即吴成方。那么，他又名吴元戎（书刊常作吴纪光），下属仅知亦只称“老吴”，1926年加入中共，曾在北方担负兵运和情报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1939年至1942年任特科改组的上海情报科、中央文库负责人，领导包括日籍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在内的情报人员，向延安发送许多日伪高层的重要情报。但他长期在沪，不可能分身到渝，是何时、怎样成为该所研究专员的呢？汪文解开谜底：“据我了解，王芃生草拟《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请勋名册》时，曾电请张锡钧‘速将工作人员名单呈报，以便加委保护’。张锡钧当即将吴成方（吴戢光）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列入名册……”（汪毅夫著《联结两岸》，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23年6月第一版，第193页）
看来，吴戢光是虚拟的该所职员，为使他顺利获得这个勋章，还将别人的功绩记在其名下。这样的操作，可谓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瞒天过海兼而有之。
不难想象，如若王芃生未在1946年5月17日因病猝逝，其一手组建的这个情报机构得以存续而不被裁撤，这些“红色特工”依然隐身其间，还会创造出更多情报战的奇迹！
作者简介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股票投资公司，著述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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